2018年06月27日 16:13 来源:福建侨报
合照。
张国华/口述 林小宇 韩惠彬/撰文 张国华,男,印尼归侨,现年7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福州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城市,尤其是城市北面的山很高,人们习惯称之为“北峰”。
上世纪60年代,800多个拖儿带女的人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来到北峰山下定居。如今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去世,剩下的不过30多人……
一
当时,国家为了安置从印尼接回来的华侨,在福州北峰成立了“北郊华侨农场”,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解决归侨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帮助他们安居乐业。
选择回国是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遇到的困难都能理解和克服,何况他们都看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照多于其他人,真实地感受到一种温暖。
其实,我的感受比别人更强烈,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在自己祖国的家。
我19岁回到中国。在此之前,我在印尼的家确实是一个“动荡”的家。在我记忆中,我们的家一直在“搬移”,几乎隔几年就搬一次家。小时候对这种经常的“搬家”并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大了些,每次搬家心里都不好受,不过家里的事,都是大人决定,即使有什么感觉,也只能埋在心里。
不同于别的印尼华侨家庭,我们家没有经商开店,而是一直都在“打工”。家也是跟着父亲打工的地方走,因此住的房子什么样子的都有,但大部分都是简陋的草木房。那时我最羡慕的是有一个好的房屋,一个温馨的环境,一个不需要四处奔波的工作。
二
我于1941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宁岳县,也许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受苦受难,且不说父亲当年因为贫困南下到印尼,仅在我出生后不久,印尼就遇到了日本侵略,父母带着我一路逃难,童年的记忆都是跟着他们一路奔走,似乎从来没有目的地。
二战结束,虽然过着和平的生活,但为了生计,我们还是不停地更换地方。由于我们经常搬家,因此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每个人仅有几件衣服。
父亲是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木工,母亲平时到别人家里煮饭,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平日里,家里就剩我们4个孩子,虽然我是老大,但不会带弟弟妹妹,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因此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放养”大的。
父母出门打工时,家里顿时显得空荡荡的,我心里总有一股难受的感觉。但慢慢长大后,也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9岁的时候,家里才同意我去上学,我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幸好我学习好,成绩都名列前茅,总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母。
读初中时,弟妹也要上学,家里能提供的学费不多,我只好辍学,16岁时就到一家自行车店打工。
三
1960年,父亲和母亲掏尽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回国的船票,尽管只是最便宜的4等舱,但对于我们家来讲,已是一次“豪华”的旅行。
比起父亲,我在印尼的打工经历就简单得多,从头到尾就只有3年,而且自始至终只在一家自行车店打工。自行车店的老板是福建莆田人,他叫黄金榜。当他知道我要回国时,就送我一辆崭新的荷兰牌自行车,这在我们家回国的行李中算是最值钱的东西。
当满载800多人的东汉轮船进入到中国的南海时,中国的领航员登上了轮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他身穿制服,显得格外威武,但他的表情却非常的和蔼,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
最激动的时候是轮船靠上广州的码头,码头上挂满了欢迎我们的红旗,广播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的音乐,此时无论谁的心里都会感到振奋。
四
从印尼宁岳县这个“小”地方,来到中国,就觉得中国太大了。其实我们不过是从广东来到邻省的福建,虽然我们的祖籍是广东,但大家都是听从国家安排,反正到哪里都一样是在中国,所以我们被安排落户到福州北郊的北峰山下,这一住,就是57年。
不知别人感觉怎样,至少我觉得能安稳地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人生美好的事情,可能我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舒心过日子的地方。
没想到,现在的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福州城市也在日益扩大,也就是在今年,我所在的地方因为建设需要,房屋和土地被征收了,暂时搬到了女儿家居住,等新的安置房盖好后,我就能居住到更好的房屋,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家。
2002年,我和妻子一起到印尼探亲旅游,因为时间匆忙,只好到妻子的老家走走看看。我的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但她不在宁岳县,而是在苏门答腊的另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当年是同一条船回国的,而且都是在巨港上船的,一起来到福州北峰山下这个地方。
没想到,当年的回国,促成了我们这段北峰山下的婚姻,也许这正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五
以前在农场放牛的时候,在坡上放眼看福州城,觉得城市离我们很远。现在高楼大厦一直盖到了我们的脚下,而且第一条地铁的终点站也设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有时我在想,福州都发展了那么快,整个中国一定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也给我们这些归侨带来了自豪,毕竟我们当年就是冲着祖国而回来的。
……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越是年岁大,就越珍惜眼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