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在中国“创业” 创建西医综合“平民医院”

　　百年人民医院的风雨历程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这一年的1月27日，一所中国人自己筹资、建设、管理的现代综合性医院——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在乱世飘摇中诞生了。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一所“模范的平民医院”。

　　防疫成功，总医官立志兴办西医

　　吾国医学迟滞无可讳言，全国之中稍觉完尽之医院均为外人所创设。北京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注。求一美备之医院亦不可得。

　　——伍连德

　　清代晚期，西风东渐，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将传教与行医并重的基督教医学文化传统带到了京城。鸦片战争过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清政府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尤其是创办医院，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几十所教会医院。而1918年创立的中央医院成为打破外国医院在京垄断地位的第一所西医综合医院，彰显了中国医者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不甘落后的自强精神和深深的爱国情结。

　　在教会医院林立的年代，为何要自己建一所医院？那就一定要说说中央医院的首任院长伍连德博士(1879-1960)。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伍连德，24岁就以有关破伤风细菌的出色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25岁成为了一名医生。

　　1907年，伍连德28岁，应清廷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请，回到中国，开始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创业之旅。翌年，他被委任为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此后历任外交部医官、总统特医，京汉、京张、京奉、京浦四条铁路的总医官、全国检疫事务所监督。

　　世人对伍连德博士的认识，大多因一个世纪前的那场噬杀6万生灵的大鼠疫。清宣统二年(1910年)关外鼠疫爆发，伍连德受命任“全权总医官”奔赴疫区，将“防疫”“公共卫生”的概念首次引入中国，4个月内即扑灭疫情，一时被国内外称誉为“战胜瘟疫的有力斗士”“防疫科学的权威”。那年他31岁。

　　同年冬，鼠疫祸及京师，民政部联合内外城官医院，下捕鼠令、添置防疫药品器具、设四所临时防疫事务总、分局和永定门外临时医疗场所(设有防疫病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等)，清政府至此也意识到防疫的重要性。伍连德向清政府提出建议：邀请各国学者来华考察鼠疫精研治法。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来自英、美、俄、法、奥、意、荷、日、印等11国35位代表参加，历时26天完成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议报告》，成为国际流行病学之经典。

　　此次防疫成功，让许多外国人对清政府“一朝防疫乃能努力如此”深为赞许，而当局亦“方悟新医之急，须谋进业”，于是“经纠集巨款，先就都门建一模范医院”。然而由于时局剧变，此一酝酿直至改朝换代后的民国初期方得以付诸实现。

　　辛亥革命以后，伍连德博士愈觉发展新式医学之迫切，他在《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1-2卷)》亲自撰文《北京中央医院之缘起及规划》，道出他筹建中央医院之初衷。深觉“吾国医学迟滞无可讳言”，但现实却是“全国之中稍觉完尽之医院均为外人所创设”。中国医术同样需要发展壮大，“北京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注。求一美备之医院亦不可得”，因此，伍连德博士不顾“庶政均呈黯淡景象”，游说上层，奔走筹措，倡议北洋政府建一所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并寄予建成国内医院典范的希冀。

　　说服财长，疗养院终成平民医院

　　北京中央医院，这是我为其付出了最大精力，苦心持续奋斗4年的医院，因为我意欲在中国将其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

　　——伍连德

　　建设中央医院之构想缘于1915年，此时距1910年底波及东北三省、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鼠疫发生已有5年。

　　伍连德回忆：当时我曾对袁世凯总统时代的财政总长(简称财长)周学熙进行过私人拜访。那时周财长想在他经常去度周末的12英里外的西山修建一所造价10万元的疗养院。我当时即指出，更迫切的是要在京城本地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医院，作为既为官员又为民众服务的模范医院，并借此促进医学之科学化。而疗养院则宜修建较小规模的附属建筑，供愈后恢复者静养之用。

　　伍连德的想法得到周财长的认可。1915年春天，北洋政府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者有伍连德和财政总长周学熙、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国务院秘书长林长民(他起草了呼吁公众为建设医院捐赠的文告)、陇海铁路局局长施肇曾等官员。

　　会议采纳伍连德博士建议，由财政部拨款10万元，会上集资11万元，聘请伍连德为院长、施肇曾为财务长，筹建医院。由于战事频繁、时局动荡，资金难以保障，伍连德博士返回家乡槟城，募集到3万元资金，自己捐献出2500元，施肇曾先生捐献5000元。梁启超就任财务总长后追加3万元资金和每年1000元行政经费，最终累计筹到30余万元的建院资金，医院的建设才得以正常进行。

　　经多方努力，又得到赠送的西城历代帝王庙旁边一块位置适当的高地，其后边另一块约6亩的地皮则以2.1万元购置，于是划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场地。

　　1916年初夏，中央医院破土动工，从设计到施工，从功能到造型，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伍连德对医院的建设抱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因正值时局动荡，募捐活动严重受阻，为节省资金确保工程顺畅，他积极奔走，拉好友赞助，求公司打折，即使小小的运输费也想方设法减价……事无巨细，一切以节约为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给工程添麻烦。他无数次地往来于家与工地间，监督医院建设的每一步骤，从东堂子胡同55号的家，经过故宫、北海、西四牌楼到医院工地，他都是乘自己的私人黄包车。

　　1917年12月中央医院主体建筑落成，回国10年，梦想终于实现了，伍连德感慨万千：“吾国各界热心公益者颇不乏人，由京提倡于先则，各人士必克接踵于后。庶几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驾矣。”

　　1915年正式筹备，1916年初夏开工，1917年末建成，中央医院之建设可谓高效。1918年1月27日正式开院接诊，开院时日门诊量200人次，规模可谓可观。

　　十三科室，电梯暖气一应俱全

　　地址在北京阜成门大街阜成市场旧址。地基宽旷，空气清佳，东可凭眺景山，西可远临西岫。

　　——伍连德

　　医院选址于北京阜成门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阜成市场旧址，位于妙应寺白塔附近，隔壁是历代帝王庙。对此建设用地，伍连德博士颇为满意，认为不仅“地基宽旷”，而且“空气清佳，东可凭眺景山，西可远临西岫”，是建医院的良好基址。

　　医院建筑造型较为简洁，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有底层及其上三层。医院大门向南，主楼一字形横向布置，主体东西两端附有叉形侧翼。建筑长约78米，进深约30米，高约19.5米，主体四层，两翼三层。

　　医院规模为150张住院病床，设有内、外、妇科以及放射科、检验科等13个科室，有电梯、暖气及热水设备，其设计理念、建筑规划、设备设施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医院的功能组成完整，分科齐全，由门诊部、住院病房、手术部、辅助医疗部分、行政管理及服务部分等组成，各部分之间的划分与联系，以及通行路线，都做了设计和安排。比如，将与门诊关系密切的科室并入门诊部分，与住院关系密切的科室放在住院区域。首层主要为门诊部，二至四层大多为住院部，手术室安排在三层的中间。此外，还有针对特殊病人设置的辅助医疗区，即四层翼角部位的大晒台，周围种植花卉。病人可由电梯而上，在此享受日光治疗。

　　医院还对服务性用房做了细致安排：行政管理区，在二层东部设行政办公之事务所，北部设办公室和会议室，四层东半段为院长及医务人员室；研究区，四层西半段为试验微菌室、化学制药研究所；后勤及生活服务区，一层设有西餐厨房及可供两百人就餐的大食堂。

　　建筑 中西合璧真材实料

　　由政府支持、投资，加之社会力量捐资兴建的现代化综合医院，北京中央医院当属中华第一家。因此，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历史意义，北京中央医院都可称得上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伍连德一心创建中国一流的医院，为更好地吸收西医医院的进步之处，保质保量地完成医院建设，他请外国建筑师“仿美国极新医院”进行设计，由美国沙德何公司设计承建，德国雷虎公司监理。

　　中央医院采用美国的折衷式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允许建筑师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可以不讲求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但中央医院设计时注意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遵循了“构法期适中国之用”的设计原则。建筑材料采用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纯用中国启新公司之洋灰及汗冶萍之铁器”。屋顶采用木构架、瓦椽，使得建筑带有中国韵味，门框窗户也都用国内木材。可以说，中央医院较为成功地体现了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理想，堪称同期同类建筑中之较为杰出者。

　　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中央医院可谓开国人创建新式医院之先河，衔中西文化交融之美誉，缓京华乱世医道之危困。

　　“余地尚多，另日可以筹筑”，当时限于资金，伍连德博士筹建完成医院主体部分，拟日后有条件再扩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于上世纪初的医院已无法满足需求。虽1946年在主楼两翼各加建一层病房，1953年将主楼后侧两个短翼扩建了二层楼，仍不能满足现代医院的需要。1991年5月，人民医院主体迁至西直门附近，中央医院原址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院训 传承至今

　　在中央医院原址的大厅，一个世纪前铺设的水磨石地面依然光亮如新，其正中央，由中央医院英文首字母组成的医院院徽，右旋90度，便是一个病床的床头，设计可谓独具匠心。

　　中央医院创始人曾立碑明志，碑文写道：“国都之地，中外俱瞻，宜有所建设……创建医院一所，名曰中央，尊首善也。”描述对医院的定位与期冀。碑文最后提出：“已往规划如此其艰，未来之设备亦正非细，所望将其事者，本仁恕博爱之怀，导聪明精微之智，敦廉洁醇良之行，斯使院之光誉，与欧美诸洲并容齐列。”表达了创建者的胸怀。“仁恕博爱，聪明精微，廉洁醇良”作为院训传承至今。

　　在那些艰苦动荡的岁月，北京中央医院肩负起仁心济民的光荣使命。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北京中央医院”更名为“中和医院”，到1949年医院有病床226张，医护人员百余人，日门诊量300人次，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医院。1956年改名为北京人民医院，1958年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1985年改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2000年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从1918年到2018年，从北京中央医院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岁月的年轮记录着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整整100年。历经一个世纪的雨雪峥嵘，情系万千民众健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名字始终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

　　改变 医疗观念

　　和北京中央医院同一时期，北京还有一些教会医院，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双旗杆医院(后并入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通州潞河医院、北京医院、北京道济医院(北京六院)等，北京地区最早的西医院是北京施医院(东交民巷)。很少有医院只有单字名字，这家医院的名称可能来源于《圣经·新约》，“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创办者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雒魏林，始建于1862年。雒魏林回英国后，院址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东单北大街东侧)，因新医院前有两根高耸的旗杆，得名“双旗杆医院”。1921年，协和医学院建立附属医院，双旗杆医院并入协和医院。

　　因为这些教会医院大多由传教士直接施医经营或管理，有的还得到本国教会的支持而得以聘请国际医疗专家，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诊所和公立医院来说，教会医院设备先进齐全，接诊人数多，并且常常是诊疗与医学研究并行。

　　教会医院的建立使清政府的医疗观念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教会医疗机构不仅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使得中国传统医疗观念得以改变。据1919年统计，北京当时共有公私立医院46所，其中16所由外国人经营管理。从最早的施医院算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的教会医院逐步形成规模和体系，而且通过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逐渐得到认可。这些医院除了设施完备，有些还可以住院治疗，医生先进的医术也得到市民的信任。(钟艳宇)

　　本版图片由北大人民医院提供

　　参考文献

　　《民国人物传(第五卷)》，陈民、伍连德、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李新校阅。

　　《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

　　《中央医院——近代北京第一所国人创建的新式医院》，邓夏、姜中广著。

　　《北京近代建筑史》，张复合著。